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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岛史话终 极限


第三代林邑王刘继戎,于建隆十二年正式继位,到正统二年,十四年的时间里,他基本以每年两次的频率发动战争。

当然,战争的规模并不算大,大的仗都被前辈们打完了,并且,半数的精力,都用在内部骚乱、叛部的平定上。

林邑国,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封国,并且在作为外来者的汉民族占据主要统治地位,享用大部分国家资源的情况下,是不可能没有反抗的,治安战在林邑同样打了几十年。

尤其那些被林邑征服并吞的真腊土地,那些部族、王公,那些利益受损的高棉人,面对汉人强势的统治与压榨,也不可能不反对。

在两代先王数十年经营的基础上,在几十万汉家子弟辛勤耕耘的努力下,刘继戎采取“内抚-外战”相结合的策略,彻底实现对原真腊国南部地区的征服,尤其是洞里萨湖广袤平原地区,这也是吴哥王朝立国之基,失去了这里,真腊国也就只剩下个虚名了。

当年刘文演征真腊,取得对敌人最后一次决定性胜利后,于洞里萨湖西南至临海地区,建立了敦、林二州。

等到正统二年,经过刘继戎承袭父志,十四年不间断征伐兼并后,林邑国已全据洞里萨湖区域,以及东部的湄公河流域地区,基本将现代越南南部、柬埔寨囊括进版图。

并于洞里萨湖以东地区设置吉州、暹州、湛州,于上游湄公河流域,设置克州、纳州、博州。

至此,刘继戎所统治的林邑国,在建国半个多世纪后,已然拥有18州之地,并且侵吞了本该走向一段辉煌历史的吴哥王朝国运。

在帝国大军将之击倒后,林邑国又快步上去,狠狠地揣上几脚,再踩在脚下,直至杀死,并从其尸体上汲取国家发展的养分。林邑国也由此,成为半岛第二大国,也是南洋地区具备广泛影响力的帝国封国。

而刘继戎于正统二年发动的北征,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,虽然名义上是追剿已然北迁到“彭世洛”的真腊朝廷,但实际上是对原真腊那些四分五裂、割据一方的部族王公进行征讨。

这注定不是一件简单、轻松且迅速的事情,复杂与困难的地方,不在于军事,而在于陌生的地理、艰苦的环境以及落后的交通,这极大地消耗了林邑的国力。

因此,在经过对几个北部高原王公的艰苦征服后,也吃足了苦头的刘继戎,终于按捺住了他那颗急切的征伐之心,改直接吞并,为羁縻统治。

而此举,果然减少了北征的阻力,在保证原王公、酋长们权力与阶层利益的前提下,那些高棉人,自然也不愿意同强大且凶狠的汉人王国作对。

于是,效仿帝国本土的土司制度,刘继戎也于林邑北部地区,赐封了大量土司,表现“孝顺”的,还能给予爵位。

羁縻是一种无奈之下的选择,但也不否认其积极、正面意义,在实现开疆拓土的同时,也保证了林邑国北部疆域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安定。

在北部安定的情况下,刘继戎也得以腾出手来,继续深耕国内,开拓垦殖,招抚归治,建制汉化。

湄公河下游的“河洲地区”,早在四十多年前,就被林邑视为崛起之基,费尽心思,与真腊争夺。而孕育出了所谓“高棉帝国”的洞湖地区,那片大平原,更是肥沃,且有丰厚的基础。

当这两片肥沃的土地,落入林邑国之手,在汉人的统治经营下,也显然能获得更好的发展,文明开化程度大幅提升。

后续的历史发展证明,借着这两块平原河洲堪称得天独厚的优良水土条件,经过几十年经营,林邑国的国力迅速攀升,一度逼近乃至超过安南。

林邑王刘继戎,则在晚年的时候,以金州偏狭,不利于统驭诸方,将都城从金兰城,迁至茂州,并于旧城基础上,建立起一座横跨延水(刘继戎对国内进行了一番全面的汉化更名运动,洞里萨湖被定名为延湖,延通演)新都——南京。

还需提一句的是,刘继戎于正统二年的北征,固然没有取得拓地千里、征服万邦的成就,但却也是林邑军队第一次越过延湖大平原三面环绕的高原深山,登上北部高原,踏足现代泰国的湄南河平原。

而后者,也使林邑国再度碰到一个为难的问题,从陆地上,与西面的临海国接壤了,早在三十年前,临海国还是刘文海统治时,便在曼谷湾沿海地区,建立了据点,几十年的发展下来,已经形成了一座新的城市——滨州,并且趁着真腊崩溃的机会,向内陆深入两百余里。

在这里,又不得不提一提由临海王刘文海建立的临海国了,与林邑国相比,这就真是一个极端的政权了。

因为来自于帝国支持力度的不足(临海国可以说是刘文海,靠着晋王刘曦遗泽,一刀一剑,拼杀出来的),在只能依靠自身的情况下,刘文海生生将临海国打造成一个极具攻击性的军国国家,而临海国,也是以军国体制而维系发展乃至生存。

汉文明的底蕴,加上高度的军事组织,以及利益掠夺,三者相结合,在刘文海手中,爆发出了极度强悍的战斗力,也直接把本来走在兴旺发展道路上的蒲甘国,打回了原形,一度只能依托北部复杂的地理地势守国,可怜巴巴地维系政权。

当然,由刘文海一手建立的这个军事王国,也不可能是健康的,乐于战争,而短于生产发展,一旦战争的收益不能弥补成本损耗,那就会出大问题。

这一点,刘文海在晚年的时候,就已经意识到了,并有着手改变。也获得了一定支持,取得了一定成效,在下缅甸地区,建立了不少农业生产区。

只可惜,刘文海死得太早,建隆六年就病逝于平叛途中,当时他才54岁,也打断了临海国那艰难的转型过程。

刘文海死后,其次子刘继绪袭王位,而刘继绪显然没有其父的威望与能力,更无法处置临海体制转向的大事,因此,那些年里,临海国一直很挣扎,尤其在战争与发展大事上,始终找不到一个平衡。

甚至,连对躲在北部山区中苟延残喘的蒲甘国的压制,都放松了。若非滇黔之乱后,“滇族”入缅,与蒲甘合流,后来又内讧,导致蒲甘大乱,临海国也未必能平定北方,实现对缅甸地区的全面吞并。

然而,这样的临海国,问题显然不小,矛盾很严重,在面对此起彼伏的内部骚乱之时,以军武立国的临海,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问题:下一步向哪里扩张?

而东面的滨海地区,显然是个不错的方向,并且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基础。当极具扩张性的临海国,与同样强势的刘继戎统治下的林邑国,同时向“泰国”大平原地区伸出爪子的时候,摩擦出些火花,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

事实上,到正统二年的时候,整个中南半岛,经过三国的前后半个多世纪的开拓之后,剩下的空间已经不多了。

丰沃之土、有利之地,已经被分得差不多了,剩下的蛮荒僻野,吸引力也不强。在这种情况下,三国的“拥挤感”,只会越来越明显,而如何处置这样的局面,对三国而言是一个难关,对中央帝国而言,同样是一道难解的题,甚至是无解的题.....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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